徐树忠沧县人，曾任乡镇文化站长，办公室资料员。沧州日报要闻部记者、农业版、职场版、文学版责任编辑。现为沧州日报社今日渤海网副主任。曾出版《农家新话》，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帆布书包流行季

　　文/徐树忠

　　不久前，我的单肩包下岗了，哥们送我一提包，稍大，常有朋友取笑我，故自嘲为收电费的。其实，静下心来想想，这些年真的没少换包包，手提的、肩背的，但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我上初中时的帆布书包，那个时候也算是很流行的，你可能会笑话我，一个帆布书包还成了流行的了，其实那个年代我们中的好多人连个帆布书包都做不起。

　　那就让我给你说说当时的情景，那是80年代，我还是个10多岁的孩子，在本村小学毕业后要到6里外的乡中学去念初中，那时各家的光景不同，日子富裕的可以有辆像样的自行车，一般的就是大铁驴(自制的自行车)，条件再差的就只有靠脚板了。我们家兄弟姐妹多，一般是要和姐姐或哥哥组合一辆大铁驴。那时我们最可以值得炫耀的就是每人有一个帆布书包，其实叫书包，远不如叫袋子更实在。因为它的做工着实简单，就是先剪裁好两块长方形布料，再剪一块封底布料，两边框布料各一块，用缝纫机缝在一起就成了一个袋子，然后加上两个提带儿，书包就做成了。文具就是一股脑塞进去，愿意提着就提着，不愿意提着就大铁驴后椅架上一拴，倒也方便。就是这样邻村的同学都觉得很奢侈，为此我们没少显摆。

　　说起我们炫耀的资本，就不得不说说俺们村里当时的光景。在当时集体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我们村里有3摊集体企业支撑，就是因为有集体企业，我们村是全乡通电最早的村子，那时百分之八十的村子还在点煤油灯。父亲当时主持村里的村务，而他当时主要的精力就是重点抓好村里的锉刀厂、线厂(拆棉纱线)，织布厂，织布厂主要就是织小帆布，也就是我们做书包的原材料。记得当时村里的工值只有一两毛钱，但村里每年都有分红，而那时我们最期盼的就是年终分红，因为分红的钱可以买新衣服、买过年的东西，可以过一个丰盛一些的年。不仅如此，那时家家户户晚上都要给织布厂纺线，因为厂子买来的棉纱线还需要再纺一下才能上织布机，这样人们还可以另外挣点加工费。

　　据父亲后来说，那时他经常去河南许昌等地，我们村里的帆布也卖到了全国各地，销量很可观，就连国营纺织厂都佩服咱这集体企业，村里的销售人员也到处联系，还和国营企业建立了合作。村里人们都说，那时候不仅分红，家家户户都会分得几十米帆布，有不太讲究的村民自己浆染做成衣服穿，但主要用于包装东西时为最多。

　　1983年，村里实行了责任制，父亲也因为年龄的关系在村领导班子的位子上退了下来。责任制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村民有了土地经营权，一时高兴得不得了，当时人们就有这样一句话，“我种我的地，谁也不用管谁”，就这样村里首先把3个厂子关掉了，然后把土地分了……当时父亲联络了几个曾经在企业上一起打拼的人想把村里的织布厂承包下来，但时任村干部则认为，父亲对于厂子路数和营销很明白，承包过去肯定要赚钱。所以死活不愿意承包给个人，宁可场子烂掉。就这样几年的时间，织机和库存布匹悉数被盗或烂掉了。3个厂子连同村里近百万资产灰飞烟灭。而且直到今天，村子也没有再建立过一摊像样的企业。

　　就有一些村里的贤达人士说，看看哪个村里粮食种得好，哪个村的经济条件却是差的。时过境迁，就像当年的帆布书包尽管流行了几年，但终究会被花花绿绿的高档包包所淹没。怀念归怀念，帆布书包流行的时代一去不复反了，大家不离左右的依然是那些漂亮包包。